市场情绪也受到了提振，换帅消息公布后，星巴克股价单日上涨24.5%，创下了其上市以来最大单日涨幅。
毛泽东和贺子珍在井冈山根据地草创时期结为夫妻，携手相伴，一起度过了中国革命史上最艰难的十年。但是，当他们历经千辛万苦经过了长征，终于来到陕北后，却在相对稳定的环境里因为性格不合而发生了严重的感情危机。
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后，延安作为“抗日圣地”，吸引了无数革命青年和很多关心、支持中国抗战的外国友人。其中包括很多年轻漂亮，有知识、有文化的女青年。看到这些人常常和毛泽东谈笑风生，似乎有说不完的话时，文化水平不高，而且长期生活在封闭环境中的贺子珍难免心中有着某种“自卑”，因此和毛泽东发生过很多次矛盾，甚至争吵。1937年8月，由于对一位外国女记者在采访毛泽东时所用的西方礼仪不理解，贺子珍和毛泽东大吵一架后，赌气离开延安，来到了西安，准备到上海手术，取出一直留着体内，经常折磨着她的弹片，以便重新走上战场。但当得知因战争原因暂时不能去上海后，这位井冈山时期就闻名遐迩，性格刚强的“女游击队长”仍然不愿回延安，决定到苏联去学习，以补齐自己文化水平不高，理论基础薄弱的“短板”。
不知是出于什么考虑，临行前，贺子珍托人将毛泽东过去送给她的一方白手帕还了回来，并在上面写了四个字：从此诀别。但直到1937年9月开完洛川会议后，毛泽东才收到这块手帕。他当即写下一封感人至深的信挽留贺子珍：“我现在的情况跟在王明路线时期不同了，那时我没有发言权，受打击。现在，我有发言权了，很多干部和青年希望见到我，跟我谈论时事、民族命运，你应该高兴了。桂圆，不要再生气了，我们在战争中受尽磨难，我保证以后不会再让你像过去那样，跟着我受那么多苦了。”作为已事实上成为一党领袖的毛泽东来说，能用如此“哄”的口气，一来说明他们平时感情深厚，二来也说明毛泽东显然不愿放弃这段感情。
没有收到贺子珍的回信，毛泽东再次给贺子珍写信，问：“我们难道就此分手了？”贺子珍的回答很干脆：“是的，就此分手。”
贺子珍看似“绝情”其实只是“嘴硬”，不过是像普通夫妻吵架后那样想“收拾”一下丈夫而已，用现在的话说，就是想搞“极限施压”。其实，她内心深处一直牵挂着毛泽东，后来还将一张自己在苏联的照片给毛泽东寄了回来。
但毛泽东哪里知道贺子珍的“小心思”呢？他信以为真，不久就开始了一段新的感情历程。但他仍然很关心贺子珍。1939年9月，毛泽东托到苏联治疗手臂的周恩来给贺子珍带去一封信和一箱书籍。信中，毛泽东以一名普通战友的口气，将自己的感情生活现状告诉了贺子珍：“子珍同志：你寄来的照片已经收到。我一切都好,勿念。希望你好好学习，政治上进步……我们以后就是同志了。”算是对这段感情做了彻底了结。
但是，他们之间深厚的战友情却始终没有“冷却”。解放后，贺子珍基本定居在上海，只是偶尔到南昌居住。每逢节假日，毛泽东都要打发女儿李敏或写信，或亲自到南方陪伴贺子珍，并常常亲自备好各种特产给贺子珍带过去。贺子珍爱吸烟，毛泽东常常劝她戒掉。但是有一次，外宾送了毛泽东一条外国的名牌香烟。毛泽东抽了一支后，感觉味道不错，便将剩下的烟全部细心包好，托人带给了贺子珍。为了帮助贺子珍了解国际国内形势，提高自己理论、文化素质，毛泽东还专门送了她一台当时国内最好的熊猫牌收音机。而贺子珍也是如此，每次女儿回北京的时候，她总会带上毛泽东爱吃的各种新鲜蔬菜。
二人就这样互相关心，遥遥相祝，一晃就过去了22年。
1959年，对毛泽东来说，在他身上发生了太多的故事，有些似乎还有着某种神秘的色彩：这年的第二届全国人大上，毛泽东终于辞去了主席的职务，并着手准备实现他由来已久的骑马沿途考察黄河的梦想。为此，中央军委还专门安排人员开始为毛泽东驯养马匹。工作上，他决定“退二线”了，而在个人生活方面，毛泽东不仅于这年盛夏之际终于回了一趟阔别了32年的故乡，而且还在庐山会议期间把“前妻”贺子珍接到庐山，见了分手后的唯一一面……这一切，都反映出毛泽东似乎有着与过去做某种“了断”的心态。
关于毛泽东与贺子珍这次会面的细节，唯一的“全程参与者”水静曾做过详细回忆。
贺子珍是由水静和毛泽民的遗孀、毛远新的生母朱旦华于1959年7月8日晚上接上庐山的。按照毛泽东的要求，这个行动是高度保密的，除了毛泽东本人外，只有杨尚奎夫妇和朱旦华三人知道。而且，为了避免贺子珍情绪波动，水静、朱旦华并没有告诉贺子珍真相，而是以“省委安排避暑”的名义把贺子珍“诳”上了山。上山后，汽车直接开到了预先已由杨尚奎安排好，位置相对比较偏僻，只有一个服务员的牯岭涵洞左侧的“28”号房，由水静陪着贺子珍在这里住宿。
将贺子珍安置好以后，水静即刻赶到“美庐”向毛泽东交差。毛泽东听完水静关于贺子珍“情绪很好，记忆力可以，能记得很多往事”的汇报后，十分高兴，当即委托水静在第二天用杨尚奎的车子把贺子珍送过来。了尽量缩小知情面，他还特地关照，只要水静一人作陪，就连作为贺子珍“妯娌”的朱旦华也不让参加。
水静“领命”后正准备告辞时，却发现毛泽东出神地站在那里，似乎没有听见水静的话，而是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“但愿一拍即合”。什么事一拍即合？与谁一拍即合？水静的脑海里陡然闪了一下光，但这道光一闪而过，水静便再也没有深想就走了。
7月9日晚9点，当水静按毛泽东规定的时间陪同贺子珍来到“美庐”时，毛泽东早就做好了精心安排，除了留下了值班卫士封耀松外，将其他所有人，包括平日里形影不离的李银桥都打发下山了。
封耀松把贺子珍搀扶进毛泽东办公室，泡好茶就出来了。而水静则一直坐在值班室里守候。也就是说，毛泽东与贺子珍长达一个多小时的谈话内容，除了两个当事人外，根本就无人知晓。有些小报上的什么“执手相看泪眼”一类的细节描写全都是杜撰。
见面结束后，毛泽东按铃叫封耀松进去把贺子珍搀扶出来后，又把水静叫了进去。水静回忆说：“只见毛泽东手里夹着烟，脸上阴沉着，心情很不好，既像是对我说，也像是自言自语：‘不行了，脑子坏了，答非所问。’”过了一会，毛泽东的思绪才回到了现实，对水静交代说：“她很激动，你要注意她的情绪。”“明天一早你就送她下山，一定要避开熟人”，言语间似乎透着无奈。
在下山的路上，不知怎地，水静突然又想起了毛泽东头天晚上说的那句无头无尾的话：“但愿一拍即合”。毛泽东心思缜密，不可能没有由头地突然冒出这么一句。那么，毛泽东当时在想什么呢？水静百思不得其解。几十年后，终于有人大胆地揣测：会不会是毛泽东准备当“红娘”给贺子珍介绍一个老伴？希望他们两人一拍即合？毕竟，只有贺子珍有了归宿后，毛泽东也才能彻底放下。当然，这样的“臆测”是否准确，就只能是一个千古之谜了。
对于毛、贺的这次会面，水静澄清了这样几个史实：
一、贺子珍到达庐山之后，接触面极窄，除了水静、朱旦华、“28”号房服务员、司机、卫士封耀松和毛泽东本人外，没有接触任何人。而有的文章却任意给贺子珍“增加”护士、女伴，还“设计”了包括彭德怀在内的交谈对象，显然是与事实不符的。
二、贺子珍会见毛主席的那个晚上，“美庐”里面只有封耀松一人值班，没有任何别的人，也没有任何人来访。可是有的文章却说，贺子珍听到彭德怀用“雷鸣般的吼声”和毛主席“争吵”。彭德怀出来的时候，还“很紧”“很久”地与贺子珍握手。这完全是凭空想象的。
三、有的文章还写道，毛主席那天晚上请贺子珍吃了饭，喝了酒，然后又趁着“皎洁”的“明月”，陪贺子珍观赏庐山夜景。所有这些，都是毫无根据的。
四、这次庐山会议期间，江青一直在北戴河避暑。而有些文章却说，当时江青正在杭州，接到庐山一个秘密电话，便立即赶来，大闹一番。这一年江青根本没有上过庐山。何来“大闹”一说？
